第3版(要闻)
专栏：

阿沛和班禅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
　　拉萨骚乱直接受害者是藏族人民
　　达赖放弃分裂立场就欢迎他回国
本报北京4月4日讯　记者卢小飞、苏宁报道：一场薄雪使初春的北京乍暖又寒，与今天上午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记者招待会的热烈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由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位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唱主角的这次记者招待会，是本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次。8时刚过，中外记者们已纷纷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场，以占据有利的位置。9时过后，西藏厅里的近400个位子几乎座无虚席，一些人不得不站在两边的过道上。
9时28分，阿沛和班禅两位副委员长在人大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陪同下进入会场。顿时，几十位摄影、电视摄像记者蜂拥而上，以至于曾涛不得不临时宣布留几分钟拍照时间。
骚乱闹事的直接受害者是藏族人民。他们坚决反对骚乱，渴望安宁幸福
9时32分，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首先讲话。这位77岁的老人用藏语说：去年9月、10月和今年3月，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发生了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骚乱事件以后，国内外不少人想知道西藏的真实情况。人们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西藏的局势稳不稳？形势好还是不好？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从总体上看，西藏的局势是稳定的，但也存在某些不稳定因素。说稳定，是因为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牧民群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反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反对制造骚乱、破坏社会安定。他们从亲身体验中懂得，只有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依靠国家的大力支援和各兄弟民族的互相帮助，西藏才能得到发展进步，走向繁荣富裕，藏族才有光明前途，西藏人才有幸福的生活。在几次骚乱事件中，参加骚乱的人只占西藏总人口的0.5％，骚乱事件只局限在拉萨市小小的范围内，这就足以说明西藏的局势是稳定的，形势是好的。分裂分子煽动闹事的结果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广大群众看到，骚乱闹事违背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每次闹事直接受害的都是藏族人民，所以藏族人民反对闹事骚乱。另一方面，西藏的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事情办得不尽如人意。
拉萨骚乱的外因是国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勾结策划，内因是“左”的创伤形成的不稳定因素
当阿沛副委员长宣布开始回答记者提问时，英文翻译的话音未落，几十只手同时举起，大家都想成为第一个提问的人。结果坐在第一排右侧的新华社藏族记者“捷足先登”。他用藏语问两位副委员长：有什么办法能使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并长治久安？
班禅副委员长回答说：西藏首府拉萨市在去年9、10月间和今年3月，先后发生了几次骚乱事件，对此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坚决反对的。西藏为什么会发生骚乱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就是国内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策划煽动；内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倾向，给人民造成了很多思想上、精神上，以及物质上的创伤，成为不稳定因素，这就给国内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煽动骚乱留下可乘之机。今后要达到西藏的长治久安，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坚决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分裂骚乱，彻底揭露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另一方面，就是要彻底克服“左”的错误倾向，改进我们的工作。前不久我在拉萨曾经讲过，要改进西藏的工作，必须从三个方面努力：一、要搞好民族区域自治，实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区域自治；二、要用很大力量去医治过去“左”的政策所造成的种种创伤，也就是要认真落实各个方面的政策；三、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西藏逐步得到发展进步和繁荣昌盛。这三方面工作都做好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的长治久安问题。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紧接着提问：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是否意味着西藏人民生活受压迫，没有宗教自由？
班禅回答：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完全平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解决“左”的倾向造成的种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这一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为西藏的许多干部是在“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影响很深，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因此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正确精神，在他们“左”的思想阻挠下，一时贯彻不下去。当然这种情况只是一小部分，就像我们的十指也有长、有短一样。
说到这里，班禅将左手有力地向前一伸以示意。
他又接着说，各地区、各部门克服“左”的影响、拨乱反正的情况是不同的。尽管这是一些局部问题，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必须继续加以克服。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前也还不完善，要继续加以完善。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们开放了许多寺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我们也还需要落实政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月5日骚乱事件，由100多个喇嘛发动，死5人，武警战士、公安干警330多人受伤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问：在几次骚乱期间，共有多少人参加游行？多少人遭逮捕？多少人后来被释放？多少人被打死打伤？多少人遭到处决？
班禅副委员长说：去年9月27日、10月1日和今年3月5日，先后在拉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发生了骚乱事件。第一次只是很少数的喇嘛发动的，追随的群众有一两千人。当时将这少数的喇嘛收容审查。10月1日的骚乱情况比较严重，骚乱分子烧了公安派出所，烧了汽车，打伤了很多人。当时收容审查了一批闹事的人，有的很快就放了。当我受中央的委托去处理这一事件时，还有74人继续收审。经过我们的工作，释放了59人，直接参加骚乱的喇嘛、群众全部都宽大处理，释放了。还剩下的15人，大部分属于犯有打、砸、抢、烧等严重刑事罪行的人，还有一两个没有直接参加骚乱、而是搞地下破坏活动的喇嘛没有释放。我回到北京后曾向中央反映，这15人中有些人还可以宽大处理。中央领导对我的意见非常赞赏。如果不是又发生今年3月5日的骚乱事件的话，这15人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今年3月5日的骚乱事件，开始是由100多个喇嘛发动起来的，后来追随他们一起游行的有几千人，加上围观群众，最多时不过万把人。这次骚乱事件现场死了4个人。一个是我们的武警战士，被骚乱分子打成重伤，从楼上扔下来；一个是喇嘛，被乱石当场打死；还有两名群众是当公安干警正当防卫、对天鸣枪警告时，中弹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人受伤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骚乱过程中，我们的武警战士、公安干警330多人受伤，参加骚乱和围观的群众，被乱石打伤送到医院治疗的有110多人，也可能还有些人受了点轻伤未到医院治疗。这次骚乱我们共收审200多人，这仅仅是收容审查，而不是关监狱。其中罪行较轻的，大部分会得到宽大处理。去年未得到宽大处理的15人中，只有3人被正式逮捕。
3月5日事件中，我们一部分领导人被骚乱分子包围，为救出这些领导人，警察动用了棍子
意大利安莎社记者问：我在拉萨的时候，一些喇嘛告诉我，有很多喇嘛被警察毒打，并被医生毒死。对此，你能否认吗？
班禅回答：今年3月5日的骚乱事件后来发展得比较严重，是因为我们一部分领导人被骚乱分子包围起来，他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警察曾经动手用棍子打了骚乱分子，确实打得比较厉害。因为当时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许多警察被骚乱分子用石头打伤，这种情况使警察生气了，见到喇嘛就打得重了一些。但是说一些喇嘛被毒死了，这是根本没有的，完全是造谣。如果有一个喇嘛讲了这样的话，那么，他本身就不够当一个喇嘛。他违背了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不允许说谎的。
这时，《解放军报》社的女记者问：在3月5日的拉萨骚乱中，打死武警战士袁石生的凶手抓到没有？如何依法惩处？
对此，阿沛副委员长回答说，当时袁石生被打死的现场究竟有多少骚乱分子目前还不清楚。现在抓到了几个人，正在审查。一旦证实谁是杀害袁石生的凶手之后，就将依法惩处。
又一名香港记者站起来，就班禅刚才讲话里提到的干部问题继续追问：对这些受到“左”的影响的干部，是开除还是调离西藏？
班禅说：西藏干部中的“左”，汉族中有，藏族中也有，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干部，就是说，有“左”的思想的干部数量比较大，人数比较多。对他们，主要是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和改正“左”的思想。对坚持不改的个别人，过去处理过，今后也同样可以处理，也可以调回内地。但是，对大多数干部，怎么处理他们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克服“左”的思想。
达赖喇嘛与这几次拉萨骚乱有关系。中央对达赖的5条方针不变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问班禅：您是否指责达赖喇嘛与最近西藏的动乱事件有关？您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如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能允许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回到西藏？他回来之后是住在北京呢，还是能够允许住在西藏？
这位50岁的活佛笑了笑，然后说：达赖喇嘛同西藏发生的骚乱有什么关系，你们只要自己看看就会清楚。去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演说，就西藏问题提出了5点计划。以后不久，在西藏内部的分裂主义分子就扬言他们要支持达赖喇嘛的5点计划，从而在拉萨煽起了骚乱，这是清楚的。至于他们在地下、背后搞的活动，我今天不准备说，我只想讲讲这两件事的现象和联系。他要干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不负责的事是不好的，不应该的。
谈到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过去我多次说过，我们是很好的教友，这个教友的感情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位宗教领袖在提到“达赖喇嘛”这一词时，使用了藏语中对活佛最尊贵的称呼）。
班禅继续说，对达赖喇嘛的方针，中央已明确阐述过5条方针，是没有改变的。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有什么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西藏共同努力，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回到祖国，对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经明确宣布：仍然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须有一个前面讲到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他在那儿说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回来以后在内部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我们是不能答应的。因此，如果他坚持独立，坚持搞分裂，那么上面所说的也不存在，谈判没有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班禅说：由于给中央提意见，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3顶大帽子。明天将要正式给我平反
最后，中国新闻社记者问：今年2月，您去西藏曾就落实政策和解决“文革”中遗留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您自己本人是否还有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
许多人都笑了，班禅自己也笑了。他说：你刚才提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因为明天我们人大主席团会议将要正式宣布为我平反（又是一片笑声）。为什么呢？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3顶大帽子，一直到现在。明天将要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给我平反。我这个人的成长历史，和西藏革命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9年达赖逃到国外去了，当时我坚决举起了爱国旗帜，没有逃跑，并向中央请求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以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前任主任是达赖）。当时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左”的做法，我曾经不断地向中央提出许多意见，以使中央采纳，逐步纠正错误。我这人从来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挨整也是这个因素引来的（笑声）。我了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中发生了很多问题，我把这些情况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中央，翻译成汉字有7万多字，所以叫《7万言书》。中间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1962年8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自己笑了）。一开始对我还是采取内部批评教育的方法，由于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7万言书》中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意见是对的，对内部的批评教育并没有接受。到了1964年，对我公开批判、斗争，把我打倒，“文革”中间把我关了9年零8个月的监狱。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一时没能出来，根本原因是有人坚持“两个凡是”。我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凡是毛主席批的就不能翻”，这样我也没能马上出来。以后，我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先生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出来后，开始是全国政协常委，后来是副主席，以后又恢复了副委员长的职务。我职位的安排和恢复也是逐步升级的（一片笑声）。
最后，班禅说：我认为中央领导处理问题有魄力、有远见。如果不摘我的帽子，我戴着3顶反革命的帽子又当副委员长，也确实是不好看的（这时，台上台下笑声不绝）。
当曾涛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的话音刚落，前几排和过道上的记者再次一拥而上、穷追不舍。班禅极为友好地回答了记者的最后问题：那3顶帽子——分别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蓄谋叛乱。（附图片）
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